什么是平肖和特肖:改革開放40年,出版業的滄桑巨變

時間:2018-11-29 作者:路遙、余若歆、周賀 來源:出版商務周報

9肖30码图2019 www.ofgcp.icu 1978-2018年,40年彈指一揮間,包括出版業在內的許多行業,從小到大,由弱到強,那些澎湃的歷史瞬間,成為幾代人共同的回憶,也見證著行業的變化成長。那些年,見一個外省作者,要坐十幾個小時的綠皮火車;那些年,電腦還未普及,每一次校樣都需要編輯抄寫或譽錄;那些年,印刷技術還比較落后,有些工藝只有上海、深圳的印刷廠能實現。40年,人類歷史長河的一瞬,卻使中國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出版業也被時代大潮裹挾其中,幾經摸索,繼往開來,向著出版強國的目標邁進。

“1978年5月,國家出版局組織13個省市出版部門及部分中央級出版社重印的35種中外文學作品相繼發行。這批書總印量達1500萬冊,集中投放市場后,成千上萬名讀者在書店蜂擁搶購。北京王府井書店、西四門市部,上海南京東路門市部、淮海路門市部等中心門市,從4月30日晚起就有讀者排隊等候,人數最多的時候超過1萬人。”

這是一則故紙堆里翻出的報道,描述了40年前歷經“書荒”后的讀者們的閱讀熱情。在這種閱讀熱情和閱讀需求的推動下,40年間,我國出版業獲得了快速且長足的發展。1978年,全國只有105家出版社,出版圖書僅14987種,總印數37億冊,國有圖書發行網點8600多個。到2017年,全國已有580多家出版社,出版圖書近50萬種,總印數92.4億冊,出版物銷售總額3704億元,零售總額1580億元,實體書店發行網點22.5萬個。這些數據表明,我國已成為名副其實的出版發行大國。

從小到大,從弱到強,出版業的發展鐫刻在每個出版人的記憶之中,也必將延伸進出版人的明天和未來?;厥贅母錕?0年,一個個關鍵詞串起了出版業的發展與巨變,在這些關鍵詞里,我們或許能夠得到堅定從容、大步向前的底氣與動力。

改革開放

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后,大量中外名著重印、英美書商代表團訪華拉開了出版業的發展新序幕。

地方出版社獲得發展機遇,數量增長顯著。1979年全國出版工作會議提出要改變地方出版社“三化”(地方化、通俗化、群眾化)的出版方針、允許地方社“立足本省,面向全國”,極大地激發了地方社的出版生產力,由此催生了一批頗具影響力的地方社。

幾大全國性書展初步形成。1980年10月,新華書店總店和北京市新華書店在京舉辦了第一屆全國書市,這是第一次全國規模的書市,后發展成全國圖書交易博覽會,每年在不同城市舉辦。1986年9月,北京國際圖書博覽會在京舉行,這是全國首次國際性圖書博覽會,至今已舉辦25屆。

圖書發行體系變革日漸深化。1981年,全國新華書店開始進行開架售書。同年底,全國2000多家書店中有600多家實行開架售書。1982年7月,文化部發布《關于圖書發行體制改革工作的通知》,重提寄銷問題;1986年7月,國家出版局發布《關于推行圖書多種購銷形式的試行方案》;1988年4月,在中宣部、新聞出版署《關于當前圖書發行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中提到:除黨和國家的重要文獻、課本教材和內部發行圖書繼續實行包銷外,其他圖書可實行經銷、寄銷等多種形式,寄銷是推廣方向,應積極試行。至此,圖書寄銷在全國鋪開。

出版機構企業化管理初現端倪。1983年,文化部出臺文件稱,出版社屬于事業單位,仍實行企業管理。出版社開始由單純的生產型逐步轉變為生產經營型,并開始“向市場尋求生存”。2003年,全國文化體制改革試點工作會議召開,出版社的轉企改制被提上日程,國有文化單位市場主體缺失、競爭力不強的狀況初步改變。

體制改革

從改革開放初期的撥亂反正、恢復生產,到1980年國家出版事業管理局批準新建或恢復首批出版社,當改革的前奏被奏響,整個行業開始了幾十年的激蕩起伏:從發行到出版,國有民營“一家親”。1982年,文化部發布《關于圖書發行體制改革工作的通知》,提出組建以國有新華書店為主體,多種經濟成分,多條流通渠道,多種購銷形式,少流轉環節的圖書發行體制(簡稱“一主三多一少”)。從此,傳統新華書店作為單一發行渠道的局面被打破,民營發行企業登上舞臺。而后,文化部提出“出版社由單純的生產型單位逐步轉變為生產經營型單位”,拉開了出版社市場化體制改革的大幕。截至2017年,地方社基本完成公司制改造,市場活力增強。而改革發端的發行體系,也形成了國有新華為主,民營書店、圖書電商、社群渠道并存的多元發行格局。

從中央到地方,“分分合合”中提高市場集中度。截至2016年,全國共有出版社584家(含副牌社),中央級出版社219家,地方出版社365家,在全國范圍內形成了以綜合出版集團公司為主體和分散單一出版社并存的競爭格局。

從文化體制到管理機制,“多勞多得”激發內部活力。出版體制改革經歷了從恢復出版到健全出版,從政企分開、政事分開到轉企改制,以及股份制改造與上市,逐步走向全面市場化的過程。時至今日,隨著融合發展興起,出版組織方式的變革,營銷發行體系的大震動、“雙效”考核的推進落實,不同出版機構在職能設置和考核方式等方面,都邁開了新步伐。

全民閱讀

全民閱讀活動自2006年開展至今,已在出版業乃至整個社會蔚然成風。2003年第十屆全國政協一次會議上,政協委員朱永新提議設立國家閱讀節,推動全民閱讀。此后10年間,鄔書林、葛劍雄、白巖松等多位政協委員為此奔走呼吁。

2012年,十八大第一次把“開展全民閱讀活動”作為推進社會主義文化強國建設的重要舉措,做出戰略部署;2013年4月,原國家新聞出版廣電總局(簡稱“原總局”)成立全民閱讀立法工作組,起草《全民閱讀條例》;2014-2018年,全民閱讀連續5次被寫入政府工作報告,提法由“倡導”變為“大力推動”;此后各省的《全民閱讀促進條例》相繼頒布。

在這樣的倡導下,全國各地開始積極推動全民閱讀,據不完全統計,400多個城市常設讀書節、讀書月等活動,每年吸引8億多讀者參與。各省對于全民閱讀的宣傳也多管齊下,充分利用“兩微一端”等新媒體方式進行宣傳推廣。近兩年來,《朗讀者》等閱讀類電視節目受到熱捧,對推進全民閱讀起到了積極作用;同時,各種民間閱讀推廣機構的興起使得全民閱讀更加深入人心。

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自2002年開始進行“全國國民閱讀調查”。2002年第一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時,我國成年居民綜合閱讀率接近60%,成年人中大概有6億人有閱讀行為,7.5%受訪者有網絡閱讀習慣。2017年,閱讀率為80.3%,同比增長0.4%;成年國民人均紙質圖書閱讀量4.66本,較上年的4.65本略有增長;數字化閱讀方式的接觸率為73.0%。

行業組織

今年4月,隨著《深化黨和國家機構改革方案》落地實施,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國家電影局、國家廣播電視總局正式掛牌,原總局不再保留。此次機構改革距離上一次原總局組建已過去5年,從中央到地方,管理機構內部調整正在緊鑼密鼓地進行。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新聞出版行政管理機構經過數次調整,如1982年的文化部出版事業管理局,1985年的國家版權局與國家出版局并存,1986年,國家出版局(國家版權局)歸為國務院直屬。直到1987年,國家新聞出版署(國家版權局)的成立,被視為新中國出版管理機構方面的一次重大改革。此后,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相繼設立新聞出版局,到2002年,基本形成了國家、?。ㄗ災吻?、直轄市)、地區、縣區的4級新聞出版管理體系。

在政企分開、管辦分離的原則下,地方新聞出版局與出版社、出版集團或出版總社逐步分開,行政機構職能也由“辦出版”向“管出版”轉變,包括制定規則、宏觀調控、政策調節和市場監管等。而在目前的管理機制下,最大限度取消和下放新聞出版行政審批事項,取消中央指定地方實施的新聞出版行政審批事項13項,取消全部中介服務事項,進而逐步完善管人管事管資產管導向相統一的國有文化資產監管機制。

在出版轉型升級和市場化進程中,管理機構在最大化“放權”,而出版社或出版集團自身則選擇“抱團”應對競爭。從上世紀80年代末至今,30多年時間,美術出版社、人民出版社、經濟類出版社等同類型出版社組成的出版聯合體,“華東六少”等區域性聯盟,以及京版十五社反盜版聯盟、少兒出版反盜版聯盟等的成立,從另一個層面彰顯著我國新聞出版業的分眾化屬性,以及市場化競爭之激烈。

新華書店

作為出版發行工作中的主渠道和主陣地,改革開放40年來,新華書店始終承擔著重要的社會責任。從1977年恢復高考到1978年的名著解禁,再到當下,新華書店始終作為獲取知識的重要窗口,服務著讀者。

伴隨社會發展,新華書店不斷與時俱進。1978年開架售書、1981年大規模建設農村圖書發行網點、1982年建設專業書店……新華書店每年都有新變化;1980年起,舉辦全國書市、陸續推出寄銷等新創購銷形式、發行音像制品……新華書店每年都有新做法;1990年后,轉企經營、組建發行集團、大書城不斷開業……新華書店每年都有新動向;進入2000年,連鎖經營、組建協會、股改上市……新華書店每年都有新創舉;2010年之后,轉型升級、開辦網店、智慧書城、無人新零售……新華書店每年都有新玩法。

新華書店也面臨著新的任務與挑戰。第一,始終貫徹“課前到書、人手一冊”重要政治任務的決心;第二,面臨市場經濟大潮,因城區擴建、改造而被迫搬遷或撤銷的擔憂;第三,與圖書電商、民營書店不斷競爭,通過多元化經營、內部升級改造等手段吸引讀者進店的艱辛;第四,迎接新零售時代,利用變身無人書店、搭建智能書柜等融合發展新手段,同時仍然肩負閱讀推廣等社會責任的堅守。如今,在實體書店倍受重視的當下,新華書店這個走過81年的“金字招牌”,必將迎來新的發展和未來。

渠道變革

在很長一段時間,新華書店始終發揮著主渠道、主陣地的作用。作為“二渠道”的民營書企,借改革開放的春風得以迅速發展,躋身圖書發行業。隨著外資力量進入、圖書電商崛起、自媒體渠道火爆,渠道變革不斷。

1982年,圖書發行市場形成了“一主三多一少”的發行新格局;1988年,“三放一聯”(放權承包,搞活國有書店;放開批發渠道,搞活圖書市??;放開購銷形式和批發折扣,搞活購銷機制;推進橫向經濟聯合,發展各種出版發行企業群體和企業集團)的格局形成;1996年,“三建一轉”(建立大型批發市場和批銷中心,建立新型購銷關系,建立和完善市場規則,轉變出版社自辦發行的觀念和機制的改革任務),促使渠道進入“統一開放、競爭有序”的發展階段;隨后,館配渠道不斷發展,圖書館現采圖書會此起彼伏;1999年當當創立,開啟了網上售書模式,成為傳統出版發行的“顛覆者”,2007年其它超過新華書店成為國內最大的圖書零售商。

21世紀后中國加入WTO,承諾開放出版物分銷市場,大量外資開始進入圖書發行市場,新華書店、民營書業的各種聯盟、中盤、跨省戰略重組工作不斷進行,民營書業也獲得了出版物的總發權;互聯網時代來臨,圖書電商崛起,“價格戰”曾一度使得實體書店陷入困境,開卷監測數據顯示,2017年網上書店對市場增長的貢獻率高達92.32%;此外,2016年起,憑借微信等社交軟件,社群電商不斷發展,迅速成為新渠道,瓜分著圖書發行市場的份額。

民營書業

40年來,民營書業從無到有,如今已經撐起了中國書業發展的“半邊天”——在整體圖書發行業中,民營書業資產總額占65%,銷售收入、利潤總額均占67%?;廝菝裼橐檔姆⒄估?,經歷上世紀70年代中期的“書荒”后,為解決“買書難”和“賣書難”的重大課題,黨和國家開始決定調動民間資本進入出版業,有關民營圖書出版發行的政策開始醞釀。

1980年,國家出版局發出《〈建設有計劃有步驟地發展集體所有制和個體所有制的書店、書亭、書攤和書販〉的通知》,成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發展民營書業的第一份重要文件。1982年6月,文化部召開全國圖書發行體制改革座談會,明確提出“積極扶持個體經營的書店與書攤”。這一年,民營書店大量出現,作為“補充”力量,用以解決新華書店發行網點較少、無法滿足市場需求的難題。

上世紀90年代,一批社科學術書店在各地興起,比如北京風入松、貴州西西弗等書店,以標榜品位為先,很大程度上改善了社會對于民營書店的認識,為民營書業獲得公信力和影響力添磚加瓦。

此后,民營書店逐漸從不規范經營邁入規范有序發展,從過去的小書攤、小報亭的單一經營模式,向現代化、公司化、品牌化不斷蛻變。1996年6月,席殊書屋開業,標志著中國第一家民營全國性連鎖書店誕生,也標志著中國書業零售行業連鎖經營的開始。發展至今,民營書店的連鎖經營已成常態。

不局限于圖書發行業務,民營書店、書攤、書販又將目光瞄準了出版上游的圖書策劃與編輯環節。上世紀80年代,民營書商單槍匹馬地策劃圖書風行一時。90年代末,圖書工作室和文化公司名義下的圖書公司應運而生。2009年,國家新聞出版總署發布《關于進一步推進新聞出版體制改革的指導意見》,承認“非公有出版工作室”是出版環節的合法力量。2017年3月,新經典文化成功拿到IPO批文,成為中國首家上市的民營書企。發展至今,民營書業在暢銷書領域掌握了充足的話語權,逐漸走向了出版核心領域。

資本運作

如果說,出版社集團化、股份制改造的過程是出版業市場化不斷深入的結果,那么,出版企業融資上市則體現著出版行業真正“入世”和持續做大做強的決心,成為出版業市場化運作的試金石。

2005年底,中共中央、國務院發布《關于深化文化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直接促進了國有文化企業加快上市的步伐。2006年,上海新華傳媒股份有限公司成立,上海新華發行集團通過華聯超市成功“借殼上市”,完成了中國出版發行行業上市“破冰”。此后,四川新華文軒連鎖股份有限公司、北方聯合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等紛紛進軍資本市場,而直到2008年時代出版傳媒股份有限公司登陸A股市場,我國新聞出版主業才迎來了真正意義上整體上市的“第一股”。

此后,出版上市熱潮不減,跨界收購案例不斷,跨國跨地域經營成常態……在出版已成夕陽產業的論調下,資本熱錢不斷涌入。截至2017年,新聞出版業21家上市公司總資產規模為1752.92億元,總資產超過百億的共有9家。隨著中國科傳、新經典文化、閱文集團、掌閱科技等登陸資本市場,中國出版競爭格局進一步確立。未來,在“一帶一路”“走出去”等政策助推下,完型海外布局或將成為新聞出版業資本運作的重要方向。

走出去

改革開放40年來,中國出版業的對外交流與國際合作經歷了3個階段——1978-1992年,“人員走出去、經驗請進來”;1992-2001年,“大規模引進版權,進行版權貿易”;2001年至今,“利用兩種資源、兩個市場加快‘走出去’步伐”。

改革開放初期,虛懷若谷地利用一切機會向國外出版同仁學習,成為我國出版業對外交流與國際合作的主流。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版權貿易逐步開展起來,據統計,1992-2001年,我國引進圖書版權3.8萬種左右,占當時新書出版總品種的5.3%;輸出圖書品種約5000余種,占新書總品種的0.7%。

2001年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2002年黨的十六大報告指出,實施“走出去”戰略是對外開放新階段的重大舉措。在我國政治、經濟影響力不斷增強的背景下,出版業也逐漸邁出了走向世界的步伐。16年間,出版“走出去”工作取得了輝煌成就:一系列重點工程項目陸續實施,版權貿易逆差不斷縮小,出版物實物出口總量和金額穩步增長,數字出版產品海外銷售勢頭強勁,印刷加工服務出口順差優勢明顯,企業和資本“走出去”步伐加快,海外布局得以優化,打造出一批頗具影響力的內容品牌。

十九大以來,出版業將“推進國際傳播能力建設”、服務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等作為新時期“走出去”工作的重點之一,進一步推進版權輸出和資本輸出等既有模式,不斷創新深化國際合作,通過多種方式加強中外文化交流,充分發揮出版業在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進程中的文化紐帶作用。

 融合發展

改革開放40年來,出版物從黑白走向彩色、從平面發展為立體、從單一的文字升級為音頻、視頻、AR/VR等融媒體閱讀形式。出版業的融合發展既是技術與文化的交鋒,更是傳統“編、印、發”流程與當下閱讀服務升級的深度交融。

早在上世紀80年代,我國新聞出版業便開始了信息化探索,到21世紀初,主要形成了生產自動化系統、系統業務管理系統、網站與電子商務等在內的三大主線。而隨著互聯網進程的加快,出版業的數字化探索也進入新階段。自2001年起,《關于深化新聞出版廣播影視業改革的若干意見》《關于推動傳統出版和新興出版融合發展的指導意見》等一系列重要政策的相繼出臺,讓“融合發展”成為重要發展方向。從盲目的嘗試數字出版、辦網站、開設微信公眾號,到體制與機制、內容與形式、平臺與渠道、技術與產品、市場與服務由“相加”到“相融”轉變,融合出版成為一場自上而下、由外及里的大變革。

截至2017年,共有20家國家出版融合發展重點實驗室陸續掛牌運行,近百個融合發展研究項目相繼實施;作為轉型標桿,中國出版集團的數字精品內容綜合運營平臺、安徽新華發行集團的“共享書店”、新華文軒的“共享書屋”等相繼落實;在“得到”、喜馬拉雅FM等互聯網知識服務企業的刺激下,傳統出版也參與到講書、聽書等知識服務鏈條中去。

知識產權

對于出版業來說,維護知識產權、打擊盜版的工作,始終“在路上”。在維護知識產權方面:1980年6月,中國正式成為世界知識產權組織成員國;1982年5月,聯合國世界知識產權組織總干事鮑格胥等7名官員和專家來華,在北京舉辦版權講習班;1984年6月,文化部頒布《圖書、期刊版權?;な孕刑趵?,標志著我國開始重視建立版權?;ぶ貧任侍?;199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著作權法》頒布,該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頒布的第一部著作權法;1991年6月,上海譯文出版社與臺灣中華書局股份有限公司就《亂世佳人》(又名《飄》)續集《斯佳麗》大陸出版發行事宜達成協議,簽約購買了外國文學作品《斯佳麗》中文簡體字版的出版權,成為中國大陸出版界取得國外暢銷書獨家授權的首個案例;1992年7月中國加入《伯尼爾?;の難б帳踝髕飯肌泛汀妒瀾綈嬡ü肌?。進入21世紀后,知識產權?;さ囊饈恫歡霞憂?。

2017年,十九大報告明確指出,倡導創新文化,強化知識產權創造、?;?、運用,為國內版權事業的發展指明了方向;2018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博鰲亞洲論壇開幕式演講《開放共創繁榮 創新引領未來》中強調,加強知識產權?;な峭晟撇ū;ぶ貧茸鈧匾哪諶?,也是提高中國經濟競爭力最大的激勵。

與此同時,打擊盜版的步伐也未曾停歇,各類反盜版聯盟、活動不斷舉行。2000年,京版十五社反盜版聯盟成立;2006年,在“反盜版百日行動”中,全國共收繳各類非法出版物達5800多萬件;2016年,少兒出版反盜版聯盟成立;2018年,全國最大盜版圖書案宣判,經鑒定328萬冊為非法出版物或侵權復制品,盜版圖書主要為暢銷童書,涉及數10家出版社1800余種圖書,8人獲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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